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学术兴起publish　or　perish之法。这是说，或明或暗地，在大学任教职的，如果不按时发表文章，会被校方革职，或不能升职——加薪当然免问了。可怜那些没有终生雇用合约的助理教授，结了婚，有了孩子，没有几篇文章在名学报发表，博士后任职六年多遭解雇。风声鹤唳，这些前路茫茫的后起之秀，尽管天才顶级，也逼着要发表些什么文章。当时的学报屈指可算，篇幅有限，要发表可真不易。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今天的经济学报逾百了。文章的质量变得如何，斤两如何，可想而知吧。

    我是过来人，知道这个不幸的发展的大概。美国的大学「强迫」教师发表文章，或数文章数量来裁定续聘、升职、加薪等事项，是越战带来的效果。当年的美国，反战的青年无数。其中有向学的，聪明，拿得了当时不容易的博士，被大学聘为助理教授，但受到反战的影响，其中好些变得激进，不服年长的老教授对他们升职的裁决。

    我曾经就读的洛杉矶加州大学就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当时我已离开）。一些助理教授不满意老一辈的裁决，大兴问罪之师，恐吓出现，而不知是真是假，经济系的办公室邻近发现类似爆炸物品。其它大学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激进新秀的激进要求时有所闻。他们问：「你们这些糟老头子懂什么？凭什么资格不给我们续约，不给我们升职？」事实上，有些大学的正教授也的确糟得很，没有什么文章发表，对有方程式的文章看不懂也。是的，当年美国有些学府，年长的正教授发表文章的本领比不上后起的年轻博士——虽然不能说文章发表不多就不能裁判年轻的思维。当然，某些不成气候的大学，总有些不学无术的老头子，只凭自己的职位较高就对年轻的有所留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吵呀吵，到后来升职或留职的决定，取舍于数文章、论学报的高下排列。这样，publish　or　perish就变得墨守成规了。

    七十年代的美国，一般是中、下等的大学以数文章、论学报来定输赢，顶级的大学主要还是靠老一辈的大师作裁决，而这裁决还是靠老一辈对思想重要性的看法。今天变成怎样我没有跟进。

    我是一九六七拿博士的。芝加哥大学给了我一项奖金，于是登龙门去也。像其它的「新秀」一样，我当然关心自己在学术上谋生的前途。有两件事后来成为林毅夫的导师的基尔·庄逊对我的影响很大。其一是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只寄去第一章，大名鼎鼎的芝大出版社就决定要出版。到了芝大，该出版社的编辑催稿，要立刻出版。为此我求教庄逊。他说让他想一天再告诉我。过了一天，作为当时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庄逊亲自跑到我的办公室，说：「你的问题我想了一整晚。一般而言，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样有地位的要出版，应该让他们立刻印制，自己研究其它的。但你的《佃农理论》有机会成为经典之作。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就是你自己也不容易再有这机会了。所以我认为你不用忙，多花一年时间修改、补充，才出版吧。」我依照他的指导去做，该书一九六九才出版，其中关于合约的选择那一章是补充的，后来独立成文，触发了「新制度经济学」。

    第二项庄逊对我的影响，也起于我问他：「像芝大那样重要的一等经济学系，要有多少篇文章发表才能拿得终生雇用合约呢？」他想了一阵，回应道：「我们这里从来不数文章的多少。」我再问：「总要看发表的学报的名气吧。」他答：「没有谁管这些。」再问：「那么你们管什么？」他答：「管你的思想深度与创意。」我再问：「那么我一定要有文稿写出来给你们阅读了？」殊不知他回应：「那也不需要，但你不可以像哑子那样，一句话也不说。」是重要的教诲，从四十年前的那天到今天，我重视的是思想的深度与创意，不知外人怎样想，也不管外人怎样说，我记着的是庄逊的话。

    一九六九年到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算是第一份正职，是副教授，有终生雇用合约。自己没有要求，但三个月后那里的正教授，无端端地一致通过，要升我为正教授。当时作为系主任的诺斯于是找我，说：「正教授们没有一个读过你的文章，但投票一致要升你为正教授，对校方上头我要作个交代，解释一下，你的文章全都拿出来吧。」过了一天，我交给诺斯那篇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政治经济学报》发表的文章，只十五页，是该期学报的首篇，题为《私有产权与佃农分成》的。诺斯看着那十五页，呆了一阵，说：「十五页文章作正教授？没有其它吗？」我回应：「还有其它，但这十五页应该足够。」跟着转身而去。那是基尔·庄逊给我的影响了。推翻了二百年的传统观点，提出新的论证，逻辑井然，十五页其实是太多了。恨不得当年能以五页收笔！

    是我之幸，从那时到今天，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是为饭碗而动笔的。有几篇是为了应酬，盛情难却，也写得不错。最近写好的《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可不是应酬那么简单。我欠高斯实在多，于是全力以赴。老师艾智仁二十多年前退休时，搞研讨会的要我提供一篇文章，我写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读者哗然。年多前寄给艾师我的《英语论文结集》，他回信大赞该文。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收到该结集，回信也大赞该文。其实该文只说了一句话：优质座位的票价偏低，是因为如果不偏低，优位空置会有跳位的行为，所以票房老板要让优位先满。这算是思想，有点创意，但可不是逼出来的。

    有些作品无疑可以逼出来。专栏交稿，调查报告，设计图则等，可以逼出来，而金钱回报够高这些逼出来的作品可以做得非常好。然而，学术的创意思维是另一回事，主要是靠气氛，靠兴趣，靠灵感——不容易逼出来。如果我不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搞学术创作，而是改迟十年才起步，进入了被迫动笔的时代，我是不可能写出今天自己引以为傲的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