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年末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几起非常事件促使人们开始思索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并由此反思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我看来，要真正从普遍意义上厘清当下中国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以下三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1、大学的目的是传道还是授器？

    西方的高等院校体系比较完善，并且建立了良性运行的格局。比如美国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还有大量的专科院校及社区学院，就连他们的高校体育都有NCAA Division I—A、NCAA Division I—AA、NCAA Division I—AAA、NCAA Division II、NCAA Division III等相当完备的体系。而当前中国的大学一致向高起点看齐，从985到211，从博士点到专升本，可以说几乎所有普通高等院校都疯狂地向高端努力。最近这些年每两年一度的新增博士点和硕士点使得不少高校都达到了高层次，有些本科专业还没有毕业生的院系就获准办硕士点，有些刚转为本科的原专科院校一年获批六个本科专业，有些事实上只有个别教授的专业通过在申报材料上做文章也可以招收博士生了。

    在当前各高校的本科培养方案论证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一个最为集中的一个问题：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应该如何定位。有人认为层次高的院校应该定位在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有人认为应该是培养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复合型人才，还有人认为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只能定位在应用型人才。这些争议最终也无法求得公认的意见，但我们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恐怕很多大学（即便是本科专业）不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

    说这些无非想探求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到底是要传道还是授器？按照目前这个高等院校恨不得都成研究型院校的趋势，恐怕中国的大学很难去传授学生器用之术，而只能走高不可攀的求道之路。

    这样问题就来了：功利社会背景下的绝大多数学生显然希望自己在大学里学到经世致用的本领，然后到社会上去开辟一番天地。可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某些政策把高校往研究型和高层次上引导，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抑或研究生恐怕也只能向研究和学术靠拢了。不少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哀叹找不到有学术情怀的本科甚至研究生，其实就是一种尴尬的师生目标错位的反映。而不少大学的理论类课程鲜有学生爱听甚至去听的情形也折射出我们大学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与学生的现实需求并不对应。我在一家民办大学授课时得知该校几乎每堂课都有辅导员或班主任坐在后排全程监督， 21世纪的中国居然还有这样被逼迫着听课的大学生！这样的师生关系可想而知。

    必须说明的是，道器之争其实是一个久远的命题，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割裂而对立，也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坚定地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如果能有机地建构两者的协调互动关系，必定能不断进步并获得不可替代的内生动力和外设支持。遗憾的是，在当前功利社会的大背景下，舍道而求器已经成为必然选择。比如在大学里，历史、哲学类课程越来越少，这类专业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些专业的毕业生越来越难找工作。

    可以这样说，除去少数大学外，那种学究型和学者型的老师很难教给学生实用的本领，因而也不大容易获得学生的拥戴。即便有些高水平并且与实际联系和社会接触广泛的教授，也往往因为带研究生/做项目而难以把心思放到课堂教学上去。

    其实，高等和中等职业院校理应承担起为社会培养实用性人才的任务，而普通高等院校的使命应该是传授知识和启迪思想、更新观念。西方很多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后的专业对口率极低的现实告诉我们：大学是成人教育、是为学生今后全面成才打下扎实基础的教育，而不应是实用技能教育。这种现象在当前中国也出现了不少，比如杭州市的房地产老板70%是历史学专业毕业的就是一个例证。当前多数院校的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真正从事新闻工作的往往不足一半，而强势的多数南方媒体招聘时“专业不限”的做法也很有说服力。

    所以我们当前的情势是：普通高等院校不应该以培养实用性人才为目的，而应该以传授知识、传播思想进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但是，我们的多数大学生的家长是冀望孩子在高校里学到可以直接用于今后工作的实用本领的，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而这其实又与整个社会对于高等院校的定位有着深刻的矛盾，某学校有一位新闻学专业毕业生被一家高科技企业录用，但人事管理部门居然以科技公司不需要新闻人才为由不予办理。这个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我们某些人事部门僵化而落伍的管理思维。

    虽然我们的教育政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加强了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但要解决普通高等院校自身的合规律性发展与学生及其家长的合目的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种根本性的错位面前，大学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很顺畅。

    不少著名大学里知名学者的课不受学生欢迎而有实践经历的年轻教师很受学生喜爱的现实告诉我们：不解决国家办大学与学生上大学的目标错位，就无法解决大学里的师生关系。

    2、教学的评定凭分数还是感觉？

    在大学里左右教师教学能力和学生学习成绩的环节往往是：学生对于教师教学的评价和教师对于学生考试的评定。前者是学生给老师的评教分数，后者是教师给学生的考试成绩。

    然而，在上述学生上大学的功利目的等因素的影响下，学生对于教师教学能力及效果的评价不可能是客观而科学的，加上很多大学的标准化评课软件将教师的教学能力机械切割，使得学生的评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两个极端：一个是情感性全面认同或全面否定评价；一个是机械而无情的数字化评价。某体育院校就有这样一个普遍现象：教授学生运动技术课程的教师的分数长期以来高于教授理论课程的教师的分数。而一个公认体育知识极其丰富的教师在“传授体育知识”一栏的打分中居然不如其他基本不懂体育的老师。

    此外，多数情况下还有一种普遍现象：严厉而批评学生的教师的分数明显不如温和而表扬学生的教师的分数。

    不少高校将学生给老师教学打的分数作为评定教师教学能力的惟一因素，这其实暗含着一个市场逻辑：学生是消费者，因而应该由他们来做出消费质量的评价。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首先如前问所述，学生想得到功利性乃至急功近利性的东西，而这往往不是大学教师能教授的，甚至不在大学赋予教师的使命中。

    另外，学生自身在很多情况下是非理性的和懵懂的，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该学什么。很多大学的专业负责人每年新生开学时都要拿出两三个小时讲解专业的建设思路，尤其是课程设置的根据和理由，其后的几年也还得屡次向学生解释哪些课程为什么要开设，哪些课程对于哪些能力的培养有帮助。可以说，多数本科学生不具备根据课程学习来对位能力培养这样的意识。

    所以，不少情况下学生只能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情绪感知状态来给教师和课程打分，他们很多人在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对于教师教学的很多感受经常会发生变化，这也是国际教育界公认的教学评价的延迟性现象。

    而反过来教师对于学生成绩的评定就更加随意了，多数高校的多数课程还难以做到教考分离，只有部分公共课能做到“流水改卷”，教师对学生的成绩评定往往难以做到精确化，也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即便有些教师试图学习在国外看到的将学生平时成绩细化和分散的做法，但一百多乃至几百人的大课根本没有条件让中国很多大学的老师来做这种尝试（国外高校的教授课Lecture通常不超过60人，而指导课Tutorial、讨论课Seminar基本是20人以内）。说句实在的话，现在的大学教师要想记住自己课堂上学生的名字都是一种奢望，就别提杨福家说的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能记住普通学生的姓名了。

    在当前中国高校通常“大课”的教学情境下，教师和学生无法形成一对一的交流关系，更难以建立起个体认同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情感关系。从交往理性的角度上看，双方的生活经历和背景都是屏蔽的，这样只剩下课堂上一对多的灌输和单向传播，实在难以建立起理想的师生关系。可以这样说，温情抚慰式的教学（只表扬听话的学生从来不批评不听话的学生）是最保险的不想让学生反感的教师的选择。那种常常能让迷茫的学生警醒的促迫、强制、砥砺甚至必要的激励等手段一旦用到普遍的课堂上，教师往往难以得到学生的普遍认同。这样的格局在不少大学里都可以发现。

    多数大学里控制学生入党、评优等命脉的行政领导和辅导员是学生不得不倚重而不敢得罪的对象，而一般教师只要不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要挟学生的筹码（事实上这样的老师很少），就很少有学生去求他们甚至尊重他们。有一位教师曾和我说起他的遭遇：考试的前一天，学生来到老师的房间，拿出一百元，请求老师在第二天的考试中放他过关。这样的情势怎能建构起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伦理关系？

    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老师和学生被可以随意拨弄的分数模糊地左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怎能清晰而澄澈呢？

    3、毕业的出路靠关系还是能力？

    不少高校的院系负责人可能都有这样痛苦的感受：你平常无论如何教育学生努力学习，一到毕业的关键时刻你的说教就变得最苍白无力。理由很简单，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毕业时能否找到好工作的关键是关系而不是能力（至少在能力接近的情况下关系起决定作用）。前几年媒体有一个问卷调查的结果说，4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认为自己找工作主要借助了社会关系。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机关和事业单位恐怕更加严重，这些年虽然有公务员考试给关系设置了障碍和门槛，但上线以后，依然是关系起作用。这是一个几乎所有大学教师、学生家长、学生、用人单位乃至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心照不宣的事实。这种关系本位的找工作的强逻辑和潜规则给高等院校的师生带来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在当前高校的学生就业率竞争压力下，一些高校已经在内部给教师下达了帮助学生找工作的命令。此时，学生对于教师的评价已经不可能是学术水平乃至教学能力，而是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的能力。

    在2005年暑期的一次部分高校新闻学专业研讨会上，一所院校的新闻系主任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学生找工作的关键时刻，关系人的一张条子强于我们四年的教育。令在场的师生唏嘘不已。笔者自己的学生也曾因为缺乏关系支持而遭受过无奈的不公，也因为有“硬人”而获得过良好的工作岗位（这里并不是说不需要能力，而是说关系更管用）。
 
    此外，在当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教育中，导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帮助学生找工作”的功能。那些从来不为自己的学生介绍和推荐工作的导师会被认为是不近人情，那些能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的导师则被认为手眼通天。

    当然，目前还存在着凭借能力找到好工作的部分领域，对于一些私营、民营企业而言，学生的能力一般更重要，但往往也需要关系人的推荐。在招聘单位经常经常用麻袋装简历表的情形下，熟人的推荐至少能提供一个不被彻底否定的机会。而对于一些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的能力和关系往往同等重要。

    还有可以论及的一点是，对于硕士生和博士生来说，他们的毕业和学位论文能否过关是他们能否毕业的关键环节，一些大学传出的导师要挟研究生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高校教师的形象。一些媒体根据极少数中小学教师强奸猥亵女生的现象丑化教师形象，而个别高校教授对于学生的压榨也被媒体形象地称为“禽兽”。在一个功利社会的背景下，我们无法确保所有教师都是高风亮节，出现个别败类难以避免，但它对高校师生关系的破坏难以估量。

    总之，目前这种凭借社会关系找工作的社会通例其实已经危害到了高等教育的根基。不止一个高校从事招生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起过，为了学生今后的就业便利，不得不在录取时就尽量在同等条件下录取家长或亲友里有门道的学生。

    这样一来，大学的教师将不得不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有门道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有了入学前就保险的好工作，他们怎么可能会卖老师的帐？这样的学生虽然在总量上不多，但其实已经对于大学的教育和管理带来了冲击。

    对于那些把读大学作为几乎是惟一的社会地位上升通道的贫困生而言，招收关系户无疑使他们减少了一些平等竞争的机会。
 
    对于那些只能刻苦努力学习以提升自身能力以便找个好工作的无强力社会关系的学子而言，那些一进大学就有好工作等待的同学给他们带来的显然会有酸楚和无奈。

    而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怎样对待目前已经普遍存在的两类学生（认真学习的学生和不爱/不想学习的学生、有门路找好工作的学生和没有任何门路的学生），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的大学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各种矛盾和现象纠结的中心，它给习惯于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教师和学生及其关系带来的挑战已经不容我们回避了！

    在社会通例短期间无法改变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困惑难以解开的当前，不要奢求建立起温和、民主、开放、自由的大学师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