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口计生委日前公布的《京津冀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指出，2020年北京人口将突破控制在1800万人的政府规划目标，达到2141.23万，应该通过消除人口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实现京津冀区域内劳动力一体化解决人口矛盾。（《新京报》2007年12月9日）

    北京现有人口1700万，其中近三分之一为非户籍常住人口，已常住五年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的这份报告，对2020年的人口是一个估算，我认为这个数值有被低估的可能。在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五年为零的背景下，北京市近年来平均每年净增加40余万人口，新增人口都是人口净流入的机械式增长。如果按这个速度，13后的2020年人口将达到2220万以上。而未来更有可能的增长，应该是按人口比例增长，而不是按每年40万的固定数字增长。那么，这个比例会是多少呢？最新一期的《小康》杂志《中国城市化：30年净增4亿人的大迁徙》可以给我们一个参照：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75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中国则为4.1%。“中国从1.73亿城市人口起步，到现在为止，城市人口已经增加到5.7亿人，也就是说，不到30年，确切地说，只有28年，城市人口就增加了4亿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中来。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

    北京去年人口净增长是43万，显然，这个比例尚未达到3%。这只有一个解释：中国近3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进城人口绝大部分被中小城市消化，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消化力”还不够。这也说明前我国的城市化主流还处于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求生存求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以个体摆脱贫穷和落后为基本特征，人口大量向中小城市迁移。

    但是，追求生存和发展的阶段一旦完成，人类将马上进入求自由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对于中国来说，将是高密度大城市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那些上百万乃至超千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人口增长速度将大大加快。我曾多次强调，在现有体制安排下，我国1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是城市概念，不是城乡总辖区概念），基本上处于“小国寡民”的“臣民社会”状态。中小城市以下资源垄断严重、产业分工不足、人际关系内耗重重等因素，都使中国大城市化、城市群化变得顺理成章。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是自由的天堂。我这个判断来自直觉和生活经验，却有联合国的数据相佐证：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上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100万人口以下、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我国的情况正相反，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最快。很多县市级城市近十年来人才流失速度大大加快，也可以证明，大城市才有大海的胸怀，避免大部分人陷于“龙游浅水、虎落平阳”的困厄之境。

    人类的生存发展归根结底是谋取自由、权利和尊严的过程，短期经济行为使货币目的得以实现后，文化目的将迅速替代经济目的，成为人类的首要追求。对此，阿根廷的法学教授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曾有精辟论述。他说，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文化都会最终决定经济，因为长期经济行为的目的，在于当人们的衣食温饱获得基本满足后，必须面对非货币的文化命题：幸福、自由、尊严、慈善等等。

    经过近30年的中小城市化之后，中国将很快进入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大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除了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迁徙的步伐依旧，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迁徙的步伐则会大大加快。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机械增长率至少赶上甚至超过全国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则，若按3%的年增长率，2020年初北京人口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45%，达到2465万；若按4%的年增长率，则将增加61%，达到2737万。上海现有人口1800万，到时则直逼2900万。

    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联想起不久前有人提议，由于资源短缺和交通拥堵，建议北京迁都。这种建议高估了政府在市场经济社会的能力。一个城市、一个区域能不能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它有内在的东西，就是市场因素顽强起作用；而其更为本质的灵魂，则是文化，是个人的尊严、自由这些软实力或曰无形资产在左右着城市发展。马克思说，一切人口现象都由经济发展决定。现在这话应该反过来说：文化自由决定人口流向，人口迁移决定经济发展。30年来我们看到的情形正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因此，北京上海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控制人口规模，而是如何顺应历史，切实保障新移民权利，并向东京这样迅速发展到3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取经。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画地为牢的区域内户籍改革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