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雪灾未除。在广州，仍有数百万人聚集在火车站，等着回家，其中大多是出外务工的农民。看着那些人头攒动的照片，你不得不悲叹民生之多艰。当又一个晕倒的人被高举过头顶，接力似地抬出场外时，我所感受到的不是感动，而是辛酸。太平盛世之下，最容易受欺负的是他们；自然灾害面前，最孤独无助的也是他们。这时候，我脑海中不禁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靠什么来维权？

    农民工非农非工，是个找不到农协，又经常被工会所排斥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虽然多达1.2亿人，却因体制与法律的缘故，找不到可以帮助维权的“娘家”。对此，记者、时评家、网站编辑等媒体从业者所能做的通常只是摇旗呐喊，从舆论和道义上予以支持；民政局、救助站、公安局等政府部门更多的是马后炮式的消极援助，而且通常是救急不救穷。至于义工组织、慈善机构的帮助，那更是杯水车薪。这时候，能够为农民工所用、肯帮农民工说话的个人或团体便显得弥足珍贵。

    作为多少学过点法律的时评作者，笔者还算是比较了解法学界与司法界的无奈。商潮滚滚之下，法学院校里最热门的课程是民商法，律师最喜欢打的官司是经济类官司而非刑事官司——触犯刑法的通常是弱势群体，帮这类人打官司既要得罪人，又无油水可捞。更令人无奈的是，人口众多、学历有限的大背景又使得法治在弱势群体里常常沦为一句空话。比如说农民工工资纠纷一类的官司最需要的是劳动合同，可在群体如此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面前，有几个老板肯跟农民工签劳动合同？又有几个农民工敢为了签到合理的劳动合同而抗争到底？

    然而，令笔者感到痛心的是，残酷的生存环境使得一些农民工也变得冷漠无情起来，忘恩负义，过河拆桥。重庆的周立太便是一位长期坚持为农民工讨薪的律师。11年来，他给农民工代理过8000余件官司，帮无数人讨还安家立命的血汗钱。这样的事情并不好做，但更令他感到难受的是不少人在拿到被拖欠工资或赔偿之后逃之夭夭，连一分律师费都不给，甚至对上门讨债的律师冷眼以对、恶语相向。

    记得周立太律师在2007年夏天时便曾在博客上为又一批农民工要到工资后便逃跑的事情而大为光火，斥之为“狗日的”，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认为帮农民工讨薪不应该要工钱，农民工失信是被逼无奈，而律师骂脏话则有失体面。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位充满“正义感”的网友干脆黑了周律师所在律所的网站，话里带嘲地说道：“我不就没给你律师费吗？何必跑网上来骂我？你叫我怎么活呀？”（《青年周末》2007年8月31日）

    对于这些农民工与网民的做法，我可以理解，但绝对不敢赞同。律师虽然做的是维权工作，但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也要养家糊口。你不能奢求他们像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行侠仗义又分文不取，缺钱了就穿个夜行衣出去劫富济贫。就拿周律师来说吧，他的律所便曾因农民工过河拆桥而两个月没交水电费，没给重庆、深圳两地的40多个员工发过工资。一些农民工和网友的“义举”看似帮了弱势群体，实则把周律师等人变成了新的弱势群体，而他们的家人更是无辜遭殃。这些人的“一单子买卖”难道不是在自绝生路、害人害己吗？

    年底快到了，笔者在期盼着更多农民工能拿到工资、平安回家的同时，也想慰问一下这位被一些农民工“欺负”的律师：您拿到被拖欠的律师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