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这个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灭门之痛”似乎在所难免：上千家小厂破产，万余台资、港资工厂关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计划迁离。同时，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

　　在一堆凌乱的账单前，黎车永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工厂最近3个月财务状况严重入不敷出。4月12日，全厂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两张大圆桌的食堂里，黎在他们面前直言工厂随时停产的可能性。41岁的广东湛江鞋商黎车永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自己一手创立的“泰昌鞋厂”保住并代代相传，但这个朴素的心愿看来是无法延续了。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抽烟、摸头发。一向率直的黎车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吞吞吐吐，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的员工们，自己现在除了勉强凑足当月的水电费和设备维护费外，已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和厂房租金。结果多少让人沮丧，但黎车永别无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该以何种方式告别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尽量忘记这个倒霉的春天。当然，这个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属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主正遭受着一轮来势凶猛的产业震荡。千家鞋企倒闭,15%玩具厂关门，万余家外资撤离，恶性裁员……珠三角这个声名显赫的“世界工厂”，在2008年春天，来了一次产业自身积弊和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总爆发。随之而来的，还有众多淘金者梦碎的声音。

　　这个春天有点冷

　　走过凌乱的缝纫机车间、空荡荡的仓库以及弥满着机油、皮革气味的主生产区，如果不与无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黎车永不用半分钟就可以穿越这个只有700平方米的私营小厂，进入办公室。一张来自香港破产管理处的公函平铺在黎车永凌乱的办公桌上，上面整齐规范的繁体字告诉他，他要找的经销商已经破产。这意味着，对方欠黎车永的31万元货款已彻底失去追回的可能。黎车永在苦笑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不过是巡查一下那几台安静的机器，或者到处联络经销商招揽订单。工厂3月产量还不到正常的一成。连续多月高达万元的赤字让这个小厂不堪重负，徘徊在倒闭的边缘。

　　灾难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显现。“广东地区五六千家鞋厂中，已经有1000多家倒闭。”去年11月，亚洲鞋业协会一项调研数据将珠三角制造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此项数据还称，有超过75%企业正考虑前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中国内地。像碰倒了多米诺骨牌，由鞋业发轫的“倒闭潮”弥漫了珠三角玩具、纺织服装、家具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引发整个产业“倒闭链条”——从原料供应商、生产商、服务商、物流，到那些为外地来的人开的菜馆、街边士多的关门。“新劳动法、纳税负担、环保法规和人民币升值等都在挤占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间。”全球知名财经类媒体《华尔街日报》分析这次珠三角产业震荡时，引用了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话——今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端。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但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爆发，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总爆发。上世纪最后20年珠三角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南下打工潮。但2004年，随着投资持续过热、农民工待遇过低及维权意识觉醒等，用工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悄然改变，导致以珠三角为重灾区的全国性“民工荒”爆发。当年，珠三角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黎车永的工厂也在那年因缺工而产能缩水，为按时完成订单，他只好出高价到附近农村请些妇女来当兼职工人，但最终仍因迟交货而支付了10万元的违约金。

　　此后，他的工厂人数持续下滑，有些人跳槽到大厂了，有些过完年就不来了。2008年春节过后，他的工厂人数滑至近年来最低的26人，这个尴尬的局面让他小单不想接，大单又接不了，一小撮人终日无所事事地守着空荡荡的厂房。“民工荒”成为制约珠三角制造业持续增长的瓶颈。“现在用2000多元月薪招一个熟手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困扰黎车永的还有日益上涨的原材料价格。从2007年到现在一年间，制鞋行业原材料涨幅达30%，这使鞋厂利润值骤降至5%。这意味着，做一双较平常的40元皮鞋，厂家只赚2元钱，几乎触及利润底线。此外，油荒、电荒，人民币升值，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银行银根缩紧等措施陆续出台，黎车永感到眼前是一个接一个的紧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润榨了又榨。“首当其冲的是一些经营不善、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它们会因经不起冲击而率先倒闭。”

　　致命稻草

　　4月12日，黎车永和他的律师朋友对着一本红色小册子神色凝重。他甚至拿出了计算机，但此时再精明也无法帮他摆脱对眼前小册子的恐惧。这就是从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它在劳动者薪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对用工单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几乎成了这段时间用来形容新《劳动合同法》最常用的谚语。为此，就连华为、沃尔玛这样的知名公司，也不得不出非常规手段，发生有规避嫌疑的裁员事件。

　　现在的黎车永，已经被连月的财政赤字耗尽积蓄，连同此前买机器借下的钱，他已成了负资产者。如果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将让他增加近一成的成本，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是这个利润只有5%左右的小企业无法自行消化的。“这将是灭顶之灾。”黎车永预见了他和他的工厂的未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早前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就像在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然而，众多像黎车永这样的小企业主的呼声，并没有动摇执法者们的决心。劳动部在今年1月称新法未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也认为，该法对守法企业一点都没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确实出现很多反弹的现象。尤其是其中的“永久性劳动合同”引起雇主的恐慌，这样会被误解成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转嫁给企业，没有哪家企业有这么大的能耐。新《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带来多少成本增加，说法不一：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调查认为，守法企业丝毫没有影响，不守法企业所增加的成本不超过企业总成本的2%。这种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就直接面对生死抉择。

　　自然淘汰？

　　外贸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整条产业链的利润有100%，那么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拿到的就只有10%，而前期的研发和后期的渠道可以拿走90%的利润。2005年，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向欧盟的官员算了一笔账：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透露出来的是对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现状的无奈。而目前的政策走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些低成本低收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自然淘汰或产业升级。商务部外贸司刚刚完成的专题调研显示，广东出现的企业倒闭潮“无伤大局”。目前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制鞋、纺织服装、玩具以及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出口的重头机电类、IT类并未受到波及。而韩企裸逃，其中大多数属于高资源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企业。

　　广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全国该项出口总额的约四成，去年逾300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贡献接近70%！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期间的发言认为，广东省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极其有限而昂贵的土地，腾给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但产业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通过政策调整起到推动作用的背后隐含着政府调控的影子。产业升级是一个缓行渐进的过程，不会也不能过于集中，目前的现象恰恰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出路还是困境？企业在观望，政府也在观望。